客观上，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发生后，肇事人对自己所负义务的不作为。按照理论，不履行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行为，表现为“什么都没有做”和“逃避应该做的”两种形式。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后者，是一种积极的不作为。《刑法》正是基于逃避行为的积极性，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与肇事后等候在现场，未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行为相区别开来，并规定为的量刑升格情节。可以看出，交通肇事后逃逸这一情节的认定，是以交通肇事罪成立为基础，以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为加重的。

但从《解释》第2条第2款第(6)项来看，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现场的，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此处却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这就导致了同一情节在同一中有了两种不同的法律效果，这种冲突的存在并不合理，也不合法。第一，在法律效力的层级上，《解释》把原本是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上升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的情节，修改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明显属于越权解释。第二，交通肇事行为终了之后的逃逸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本身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如果仅为打击犯罪的需要，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上升为定罪情节，有可能导致将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也归入到交通肇事罪的调整范围之中，扩大刑法打击范围，引起法律适用上的紊乱。

例如一有合法驾驶资格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撞到路边的行人，致使行人倒地受重伤，驾驶员为逃避责任，逃离现场，后行人被路人送医院医治后康复。在这起案例中，若撇开驾驶员逃离现场的事后行为，只是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只需按照《条例》的规定进行治安处罚。但若按《解释》第2条第2款第(6)项的规定，则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量刑在三年以下。这种以事后行为作为定罪依据的做法，有违刑法的谦抑性，也违背了立法原意。

因此，交通肇事后逃逸只能理解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量刑升格情节，它仅仅是对肇事人逃逸后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消极评价，不能扩大其作用范围，甚至上升为确定罪行成立的法定依据。